当然，文风若要评高下其实很微妙的，毕竟不同的人，其欣赏点和自身偏好的标准便也不甚相同了。因此，也不好说朱先生的文风“华丽堆砌过度有内涵空洞嫌疑”之类的，区区不才小女还没自负到敢评论当时公认的文学大师的文风的地步，只是每每读到譬如“亭亭的舞女的裙”或“又像碧天里的星星”一类词句时，总容易生出一丝乱花渐迷的错觉来。
不可否认的是，时代对于个人文风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便如在西汉长赋的华美秾艳，或东汉后短赋的清丽素烈。同理，在那个牛头马面，硝烟混乱的的年代里，朱先生的文风在一众或愤世嫉俗的犀利或耽于过往的沉醉里显得与众不同，非要形容的话，大约是一种超然物外，自岿然不动于乱世的沉定气度吧，在某种程度上，类似陶潜、卢仝等高士的田园惬意了。
或者，正是因此对比之下，朱先生才得了个文风“清新脱俗”的定位？也未可知。又或者，先生一早也存了旁观自保的心思，故意将心思放在一些春华秋意，思远念长的句子上，鲜言世事，只偶而隐晦地提上两句——却不想腹有诗书气自华，便如池中朱华本自清淡，却敌不过一双摘花人的利眼，怀璧而罪。所以才不得不坚定立场，正视处境，作出选择以尽量保全名誉。
不论如何，朱先生毕竟是公认的文章大家（虽然如<背影>等文略显矫情了……），他的文风带给了那个时代一个避风港，一个第三出路的可能；而同时又能坚守底线，不容辩驳地守住一身清华。
朱先生到底是个文人，不适合站在政治的祭坛上。
（《鲁有余，迅不足》）
欲速则不达，达，则兼济天下。鲁迅先生大概忘了前半句，心怀“兼济天下，拯救国民愚昧于水火”伟大理想的老先生，只知道——
达，则兼济天下。
与此同时，世界各国明潮混乱暗潮汹涌，于是先生弃医从文（其实一直觉得是不是因为在医学上实在没什么天赋才这么办的……毕竟没见过鲁迅作品中有出现什么关于他自己的医学成果嘛……），在文学的战场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文章犀利得字字见血。
的确具有一语惊醒梦中人的功效，但，也只有部分人。更多的人，是没有那么敏锐的观察力和那么敏捷的反应力的。而被惊醒的人，又只有部分真正传递出了先生的意愿和呼喊。
以《纪念刘和珍君》为例，其中对于中国当时社会人的讽刺未免太尖刻了些。不可否认，那时的人们的确有些鸵鸟心态，一心追求回到自给自足，事不关己的小农自然经济社会，以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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